产生于20世纪60、70年代的信息加工理论是指在研究人的认知过程时，把人脑看成是与计算机相类似的信息加工器：它遵循着与计算机一致的工作原理，即接受符号的输入并加以编码，创造新的表示形式并存储，最后进行符号的输出[1]。但是，众所周知，在这个信息加工过程中，个体进行一定程度的选择（选择哪些信息保留，哪些信息丢弃）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就必然涉及到选择偏向的问题，尤其是在对具有情绪意义的信息进行选择的时候，偏向的作用更不容忽视，如焦虑或抑郁的个体总是倾向于选择与自己情绪状态相一致的信息，而且这种选择偏向在情绪性信息加工过程中的各个环节都会出现。因此，许多学者开始尝试运用信息加工偏向来对情绪障碍进行研究，下面将加以简要的介绍和评论。
1情绪障碍中的信息加工偏向
研究家们在运用信息加工偏向对情绪障碍进行研究的时候，主要侧重于三个过程，即感知性编码过程，对问题的理解过程和记忆存储过程。
1．1感知性编码过程
首先，研究家们给被试提供情绪性的刺激如词语或图片等，然后考察被试的反应。Powell和Hemsley发现，当词语或图片以很快的速度呈现在被试面前时，抑郁症患者很容易将中性词语确认为消极性词语，这表明抑郁症患者在编码上与正常人有显著的区别[2]。其后的Macleod和Mathews在研究中注意到，只有在患焦虑症或抑郁症对众多目标进行选择时，才会发生该现象，如果只有一个目标供选择，则此类现象不会发生。所以他们认为，上述结果与其说反映了感知性编码的不同，不如说它反映了一种反应偏向，也就是说，焦虑症或抑郁症患者更容易将词语理解为与自身情绪相匹配的含义[3]。
其次，研究家们运用了替代性刺激来研究感知性编码，即让被试寻找带有标记的刺激物，标记的位置与刺激物的位置是一致的，然后确定被试的注意力究竟集中在哪里。例如，Macleod和Hagan将两个词以很快的速度同时呈现在被试面前，然后其中一个词用一个亮点来代替，而这个亮点就是被试要寻找的标记，结果发现，若亮点代替的是威胁性词语而不是中性词语，则焦虑症患者能很快地发现亮点之所在[4]。这意味着，临床上患有焦虑症的个体比非焦虑症患者更容易关注威胁性的刺激。尤其是当所提供的刺激与个体当前所关注的问题相一致时，这种选择性注意的效果会更明显。
此外，还有一种研究方法是把情绪刺激当作干扰性因素呈现在被试面前，若被试对此加以关注则会对任务的完成产生干扰。例如，在许多词语当中寻找目标性词语的时侯，威胁性干扰因素比中性干扰因素更能减慢焦虑症患者的寻找速度，其原因在于焦虑症患者的注意力已集中到威胁性干扰因素上。在有关的实验当中，最典型的是颜色命名，在这项任务中，要求被试说出各个单词都是以哪种颜色排列的，而不必考虑词的意义。结果发现，如果哪个词的意义与被试当前关注的问题相一致的话，则该词会明显降低颜色命名的速度。
上述的研究表明，个体在对外界信息进行感知性编码的时候，倾向于选择那些与当前情绪状态相匹配的信息。因此，患有情绪障碍的个体如果对某一特定威胁格外担心的话，他就会对与此有关的内外线索格外关注，甚至在做与此无关的事情时也会受到此类线索的干扰。因为他们总是在不断地搜寻有关问题的威胁性方面的信息，而忽略其它方面，故这种选择性的编码过程会使那些陷入情绪困扰的人保持或加重已有的情绪状态。
1．2对问题的理解过程
这个过程主要是指个体在面临两可问题的时候，对可选择方案进行评估，从而淘汰某种选择，确定另一种选择，即对两可问题予以特定理解的过程。例如，一个患有疑病性焦虑障碍的人认为他的咽喉干大概是患了癌症，于是去看医生，若医生告诉他没有必要进行治疗，他就有可能将医生的话理解为他已无药可救，将要死掉了，从而自暴自弃。因此，如何理解两可问题对情绪有着重要的影响，同时，个体的情绪状态对两可问题的理解也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在研究两可问题与情绪状态的关系时，研究家们采用了从单个词语到复杂的文章等各种各样的语言材料。如Eysenck使用单个词语对两可问题进行了实验研究。他先让焦虑症患者听到一个两可的句子："医生检查了小Emily的成长情况"，然后再让他们听两个含义清楚的句子："医生检查了小Emily的身高"和"医生检查了小Emily的癌细胞"，结果发现焦虑症患者很容易地认定后一句话与先前听到的句子具有相同的含义[5]。
在另一个研究中，恐慌症患者被要求读一个不完整的句子："如果我的思维不正常，我就会..."，马上打断他们并让他们以最快的速度把句子补充完整。结果发现，被试说出威胁性词语（如精神错乱）的速度要比说中性的或积极性的词语快得多。
此外，在一项以文章为材料的研究中，实验者要求被试（焦虑者或非焦虑者）在阅读面试手册时把自己想象为求职者，然后在他们阅读中随机选择某一处停下来，让他们立即对衔接的词语做出决定。如当被试读到"在主考官问你第一个问题时，你的全部准备..."时，令被试决定"忘记"是不是正确的衔接词语？结果发现，当该词与威胁性推理相一致的时候，患有焦虑症的被试会很快的做出判断，但条件是该词在文中所处的位置有可能进行这样的推理。
总之，上述的三项研究表明：相对于正常心境的个体而言，焦虑症患者对两可信息进行威胁性理解的偏向更为明显。因为个体的情绪状态和所选择的理解之间是一致的，而这种一致性又表明了他们之间存有因果性联系。也就是说，焦虑状态可能会增加对两可问题进行威胁性理解的可能性，而这种威胁性理解也可能会保持或进一步加重焦虑心境。
1．3记忆存储过程
上述的有关感知性编码和理解偏向的研究已表明，具有情绪障碍的患者总是选择与自己情绪状态相一致的信息储存到记忆中去。因此，不管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是否真的经历了许多消极性的事件，他们总会回忆起类似的事件来。事实上，当要求被试回忆过去的事件时，在有限的时间内，焦虑症或抑郁症患者能比正常个体想出更多的消极性例子[6]。但是，这是否就代表着一种记忆存储偏向，或者说在记忆中真的就有那么多的消极性例子供选择呢？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研究者做了一项实验，在实验中，提供给被试一个单词表（包括积极性和消极性词语），然后拿走单词表，并让他们回忆所看过的单词，以检验被试的记忆差异。结果发现，抑郁症（焦虑症）患者仍然表现出明显的记忆存储偏向，因为与正常情绪的个体相比，他们回忆出的消极性词语要远远多于积极性的词语。
此外，研究家还采用了间接评估记忆存储偏向的实验：在被试面前展现一个单词表，其上列有英语单词的词干如"WOR…"，然后让他用反映于头脑中的第一个单词来完成词干。结果发现，焦虑症或抑郁症患者会用WORD或WORRY来完成词干，而不是用WORK，WORLD，WORM，WORN等。这表明，他们将刚刚看到的词或与自身情绪迅速地连结在一起，也就是说对与自身情绪相一致的信息具有明显的记忆存储偏向。
2对信息加工偏向的理论理解
研究家在对信息加工偏向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注意到，焦虑与恐惧是紧密相连的，恐惧的功能就是对危险的提早察觉和躲避，所以在知觉上更多的与焦虑相关而不是抑郁。同理，抑郁是与悲伤紧密相连的，所以更多的是与过去的问题有关而不是未来的危险。也就是说，当信息的意义与被试的情绪状态相一致时，它对信息加工偏向造成的影响是最大的。为什么会出现信息加工上的偏差呢？一些研究家们作出了自己的理解。较早的是艾森，A.M.所提出的"易接近性假说"（AccessibilityHypothesis）。该假说认为，处于积极（或消极）情感状态的个人更倾向于恢复记忆积极（或消极）的材料，因为与这种积极（或消极）情感状态相联系的思想或引起积极（或消极）情感状态的思想能起到有效的揭示记忆中另外的积极（或消极）性材料的作用，因而使得这类材料更容易接近。研究表明，在回忆时给出的恢复揭示能起到增加有关材料易接近性的作用，因而造成回忆材料的增加和回忆速度的加快。例如，在一串字母前放置有关的单词作为提示，那么被试判断这一串字母是否是一个单词所需的时间要比放置无关单词所用时间要短。因此可以说，情绪状态在被试进行信息加工时起着提示材料的作用，通过它引发出有关的认知材料，从而影响人对客观事物的判断和行为，也就导致了加工偏向的产生。
其后的Oatley和Johnson也对此进行了理解。前者认为，当个体正在进行的计划与预期目标发生冲突的时候，个体情绪就已经发展到决定优先权的阶段：是继续进行此时的计划，还是改变计划去达成预期的目标，此时，情绪就会强加给认知体系一个相对刻板的操作模式，并且与所涉及的目标保持一致[7]。指出，情绪性信息（包括基础的生物性情绪如源于形状的恐惧，也包括复杂的情绪如悔恨等）是通过不同的渠道提供出来的，并以不同的方式储存起来，因而导致焦虑或抑郁的信息源也是不同的，也就是说是不同的信息渠道导致了焦虑和抑郁中的信息加工偏向的差异[8]。
然而，在有关的理解中，影响力较大的是Bower在80年代至90年代提出的"扩散的激活"(SpreadingActivation)理论，该理论认为语义记忆是一个巨大的网络，它把相互之间有关系的概念联系起来，每个概念在这个网络中都是一个结点。按照这种观点，在要求一个人回答一个问题的时候，它便进入有关的语义网络中并激活一个结点，激活的结点又朝外激活其他概念结点，首先被激活的是与这个概念关系密切的，彼此直接连接的结点，然后又激活与这个被激活的结点直接连接的另外的结点，如此等等。根据这个学说，情绪是以概念化形式在记忆中存储的结点，它与另外的结点，即与该情绪有关的情景、动作、物体、对事物的态度等构成一个网络。当一个人处于一种情绪状态时，情绪结点便被激活，由此而引起与之有关的结点的激活，所以他就会倾向于对该事物有某种态度或表现出某种行为。处于焦虑或抑郁的个体，由于他所处的焦虑或抑郁情绪以及与之有关的结点被激活，他就会对信息具有一种消极的态度，从而表现出明显的消极性的反应偏向[9]。
Bower是从单一的认知维度出发对情绪障碍进行理解的。为使对情绪障碍的理解更为全面和具体，Teasdale和Barnard[10]提出"多层记忆系统"学说，该学说从认知的多维度来对情绪障碍加以说明：与情绪障碍相关的认知是多层次或多系统的，每个层次和系统的信息加工过程是各不相同的，但又是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对信息加工偏向的理解必须要综合地考察人的这一复杂的认知过程。此外，Teasdale指出，人之所以陷入情绪障碍而难以解脱，是由于他的认知停留在一种思维模式下，也就是说在特定的思维模式下受到了阻碍，不能从一种思维模式转到另一种思维模式，从而使情绪障碍（如抑郁或焦虑等）得以维持[11]。
3信息加工偏向的研究对心理治疗的意义
认知疗法在心理治疗中的成功运用已经证实和支持了信息加工偏向使焦虑和抑郁得以维持的观点。正如前面所讨论的那样，抑郁症患者并没有意识到反复咀嚼过去的事情会延长他们的消极心境，他们的这一行为是在无意识状态下进行，并没有进行有目的的控制。事实上，有目的的思索会帮助他们深入的分析并解决问题[11]。所以，治疗家在采用认知疗法对患者进行治疗的过程中，总是要求个体积极的参与寻找和深入地理解病因，从而使个体能够有效地在此基础上掌握控制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根据上述对情绪障碍的研究，一个可能的治疗方案就是设计训练程序以逐步改变患者自身无法控制的信息加工偏向。在对非正常情绪的产生原因进行理解的时候，研究者认为，有意识地控制之所以会失败，是因为它所依赖的是有限的信息资源。鉴于此种认识，患者所要做的就是不对消极性信息进行有选择的吸收，并使其成为一个自动反应过程。当然，在这一过程成为自动反应过程之前，要需要大量的训练才能达到目标。随后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来训练焦虑症患者对信息进行积极性的选择，以改变他们根深蒂固的消极性的选择偏向。如果这种自动反应过程的目标能够达到，那么在对信息进行选择的时候，就会很容易地忽略消极情绪状态的影响，即使是在完全投入或处于压力状态下也可以对事物做出正确的判断，进而采取合理的行动。此种疗法的缺陷就是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而且在操作过程中，训练的程度很难把握，将给治疗家造成很大的压力。
还有一种可能的治疗方案是，在治疗过程中，引导患者对两可性词语做消极性的或积极性的理解，其目的是要得到这样的结论，即对问题进行积极性或消极性理解是否会因为较长时间的练习而成为一个自动反应过程。如果可以达到的话，就可以在治疗过程中对患者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使其改变对信息的消极性的自动反应过程，培养出积极的自动反应过程，从而逐步地消除焦虑症状。事实上，对焦虑症或抑郁症患者进行导向性练习，以引导他们发现可选择性的理解，已成为现代认知疗法的一部分，只是它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和系统化。因为这种导向性练习一方面要求治疗家有很深的专业基础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另一方面也需要患者的积极配合，这两者中患者的积极配合对治疗的效果更为关键，但也更难控制，因为患者的行为有时是超越治疗家所能把握的范围的，从而增加了治疗的难度，这也是此种疗法的缺陷所在。当然，如果能够取得患者的配合，则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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