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首先把书本知识比做海洋。

　　这里说的“书本”，包括学生的课本，也包括一切有益的课外读物。

　　在这样的海洋面前，常见的两种偏颇行为是：一，搭船过海；二，深入不出。前者指的是读书的以“看”代“读”。

　　不必讳言，眼下“看书”的人多了，“读书”的人少了。有人也许会提出疑问；难道看书与读书不是一个意思吗？

　　粗说，是一个意思。

　　细说，不是一个意思。

　　例如眼下，可“看”的变相“书籍”与目俱增，如电影、电视、电子游艺设施、卡通读物等。有人看过了许多由文学名著改编的影视片子，就自认为已经看过了这些文学名著本身。

　　还有的人，捧过一本读物，或是报纸、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一篇作品，用很短的时间来一番走马观花，略知其故事梗概、大略意思就认为是“读”了一番。

　　其实，上面的这些都属于“看”的范畴，没有上升到“读”的层次。

　　“读”和“看”有时候同义，有时候区别很大。“读”是一种主动的、有为的、目的性很强的求知行为，“看”则可以是被动的、无为的、随意性的精神活动。

　　“读书”比一般性的“看书”，收获也会大很多。比如说，“看书”看得认真些，可以掌握篇意、段意，句意、词意，但高水平的“读”却可以感受到或理解到作者比他人高明的意采、情采、词采。“采”恰恰是作者、作品的高明之处。

　　同是写几千年旧社会的封建礼教对人的压迫，只有鲁迅把它上升到了“吃人”的高度。这就是“意采”出色。

　　同是写“秋声”，大多数人只是写了有形的“声”，如风声、雨声、落叶声、虫吟声，只有欧阳修写出了“秋本身”的无形之声。这就是“情采”不凡。

　　同是写云的动态，大多数人都用“云飘”“云集”“云游”“云飞”，只有韩愈首用了“云横”词，别有气势。这就是“词采”的高明。

　　不认真地“读”，只是草草地“看”，是很难有上乘收获的。

　　“读书量”是判定一个人知识面大小的重要参考系数，但如何正确地理解这个“量”？

　　一个人读过一千本书，一个人只读过一百本书，但前者所读的书都属于一类，例如都是文学作品（乃至文学作品中的一种），而后者所读的书却涉及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艺术。谁更接近于“读书量大”的正确含义？当然后者。

　　一个善于读书的人，往往不吃“偏食”，善于博读各类的书，例如：

　　一、既读“顺情书”，又读“逆情书”。

　　一个人由于年龄、性别、职业、趣味上的原因，总有喜欢读的书和不习惯读的书。某些读起来兴趣盎然、手不释卷，在感情上能产生强烈共鸣的书，叫做“顺情书”；读起来就打瞌睡，拧着头皮也读不下去，觉得和自己很难产生共鸣的书，叫做“逆情书”。一个人不能总读顺情书，应当努力地读一点有益的逆情书。比如，一个喜欢读诗（或者只喜欢读现代诗）的女中学生，应该分出些精力来读一点历史著作，或描写宏观世界、涉及广阔社会生活画面的文学著作。一个男性武侠小说迷，也不妨分出些精力去读一点涉及现代生活的各类文学作品。这样，才有助于形成完整的知识结构，不致成为知识结构残缺的人。

　　二、既读“近缘书”，又读“远缘书”。

　　立志学文的，除了侧重于多读些社会科学方面的书之外，也应适当地读些自己科学方面的书。同样，立志学理的，在多读自然科学方面的书之外，也应读些社会科学方面的书。

　　比如，一个准备搞文学的人，不能天天只读文学作品、文学理论，不妨适当地读些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方面的书。一个准备搞物理学或准备搞化学、生物学的人，也应在阅读本专业的书之外，不妨读一点文学、史学方面的书。这样，可以帮助一个人形成从多种角度认识世界的能力。

　　三、既读“横向书”，又读“纵向书”。眼下，随着国际性的文化交流的活跃，我们从外国“横向移植”来的书籍越来越多。于是，就使很多青年的阅读兴趣产生了相应的位移——热衷于读外国的书，淡于读涉及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书。这样的读者虽然会有较大知识面，但这知识仍不是立体的，即不完整的。应该同步读一些民族的、传统的、历史的书，而且应当精读、深读，使自己的知识趋于“纵向深化”。同样，阅读兴趣偏重于后者的人，也应读些“横向书”。

　　四、既能博读，又能精读。读书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些书泛读即可，对内容做到大体了解即可，意在获取广泛的知识；有的书必须精读，逐字逐句地读，意在获取专深知识。一个人必须做到既“广知”又“专知”，才能使自己的知识结构立体化起来。否则，单有知识“面”或单有知识“线”，都不能叫做具有了完整知识。

　　读书的“量”不够，是一种缺憾，但在目前形势下，我们在强调“量”的同时也就强调“质”。

　　有人将近几十年称为“知识爆炸”时代，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看，由于高科技的广泛应用和在应用中的惯性分蘖，牵动出了越来越多的新学科和越来越多的知识门类。在古代，一个人发誓说要读尽天下书，掌握前人和当代人发现和创造的所有知识，是有一定可能的。而今天，这只能成为一种奢望。即使一个人的一生什么都不做，专门致力于读书，从生读到死，他所能读到、读懂的书也很可能是世界上全部书籍的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一，甚而占更小的比例。

　　从社会科学角度来看，由于人们思想、情感的日益活跃，对社会、对人本身的研究和探索，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天天有所拓展，天天有所发现。于是，每天问世的新图书，新文章都是个天文数字。因此，一个人在读书上若是只追求“量”，即使最大限度地使用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到头来读到的，“量”也仍然是可怜的。知识像山，越来越高大；知识像海，越来越深广。人怎么办？如果产生畏惧心理，畏其高，畏其深，甘于在山下仰望，在海边痴望，这当然是没有出息的，最终要被社会淘汰。

　　如果一味追着知识量气喘吁吁地奔跑，被动地让知识牵着鼻子走，做知识的仆从和奴隶，即使掌握了再多的知识，也只能把它背在肩上负重行走，活得很苦。在“知识爆炸”形势下，人若是仍想做知识的主人，就必须改变自己登知识之山、涉知识之海的途径，提高“登”和“涉”的能力。

　　有了知识，还要善于培养自己的“知识形象”。

　　什么是知识形象？就是知识在人的手里的使用模样。

　　同是知识分子，乃至同是大知识分子，使用知识、演示知识的模样是很不相同的。

　　《三国演义》中的曹操、诸葛亮、周瑜，《儒林外史》中的范进、马二先生、匡超人，《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林黛玉，都是古代文化人，都有知识（至少都有书本知识），但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模样、形象是何等不同！第一类人有了知识可以指挥战争，治理国家；第地严人有了知识只能应付考试，谋取功名利禄；至于第三类人则热衷于对社会风云人间斗争的逃避（他们当时这样做是有社会原因的，而且他们这种表现也是对社会的一种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