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出版界掀起一股不大不小的“老照片”热。这些照片把人们带回文革、三十年代、甚至二十世纪初，激起人们对往事的回忆。

    一个人一生会有许多经历。他住过的房子、用过的器物，记载着他的人生历程。不论人生充满灿烂辉煌，还是坎坷不平，当他抚摸儿时的器物，幼年时的书本或与生命中某些重要关头相联系的物品时，大概都会产生某种联想，甚至某种说不出的激动。因为这些物品有某种“符号”(symbol)意义，它们记载了人生的历程，能唤起人们的记忆。

    如果说个人的记忆有赖于符号的话，群体的记忆就更有赖于符号了。从一个村庄、城市到一个民族，往往有许多具有符号意义的事物。这些事物由于历史的记载、传说、文学艺术的描述而变得重要，成为人们集体记忆的象征。雄伟的长城、壮美的三峡、威严的古都长安，构成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一个民族都会有这些符号。如果没有这些符号，一个民族就很难使自己的集体记忆一代又一代传承下去。

    集体记忆是集体认同的前提。“认同”是英语“identity”的中文翻译。“Identity”就本意而言指的是自身独特的、与他人不同的特征。一个人或群体对这种不同特征的自觉意识就成为所谓认同。一个群体区别于另一个群体的特征大都是在历史中形成的，这些特征通过诸多符号保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这些特征构成一个群体集体认同的基础。

    物的符号可能会遭遇各种各样的破坏，甚至遭到毁灭。最常见的破坏是天灾。古城庞培因火山突然爆发而遭到灭顶之灾，黄河多次改道使沿岸的许多著名古城受到破坏。

    除了天灾，便是人祸。人祸中最大的元凶恐怕是战争，特别是对外战争。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将圆明园付之一炬。二次世界大战中联军对德国的轰炸将许多城市夷为废墟。当然，内战的毁灭性也丝毫不比对外战争逊色。

    另外一个不大常见的情形是自我毁灭，即一个群体有意识地、系统地摧毁自己的记忆符号。我们这个民族最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大概是人类自我毁灭能力最极端的展示。我们摧毁了截至50年代为止保留完整的东方古都 – 北京。在50大庆那段时间，电视台播出一套“50年前的今天”的节目。当我从电视上看到半个世纪前北京雄伟的城楼与浑厚的城墙的画面时，我的心在颤抖。我们原来有如此美丽的北京！我们永远失去了如此美丽的北京！北京只是我们民族自我毁灭的例子之一，但决不是唯一的例子。我们将几乎所有具有历史特色的古城无一例外地“改造”为毫无特点的现代建筑群。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更将古人留给我们的寺庙、楼阁、书籍作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集中毁灭。

    多少年来，我一直试图理解，为什么一个民族会系统地摧毁自身的记忆符号？为什么一个民族会将祖先留给后代那些最珍贵、最值得向别人显示、最可能引发民族自豪感的东西毫不怜惜地加以摧毁？我愈来愈感觉到，在我们的思维深层，在我们的基本理念中，有某种执著毁灭传统的欲望，这种欲望在今天依旧十分强烈，以至于现在我们仍然能在报纸上读到许多城市为了“开发”与“改造”旧城而毁灭珍贵的古建筑，一些地方的领导为了“发展”而拆毁古长城。

    从近代以来，我们从西方引进了科学主义、实证主义与庸俗唯物主义。人生的目标、社会的目标被简约化为经济的目标、物质的目标。当然，我并不想附庸风雅，将我们对传统的摧毁、对文化的蔑视、对艺术的亵渎与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批评联系在一起。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如果说现代性象征着福柯所谓的牢笼的话，这种牢笼的严密与完善在近代中国远远超过任何西方国家。西方的科学主义、实证主义与庸俗唯物主义从未达到完全支配社会道德、文化、艺术的境地。笔者曾阅读过一些有关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思想的著作。即使在科学主义、“进步”观念与庸俗唯物主义达到顶峰的维多利亚时期，对人文精神的关怀、对人生丰富内涵的关怀从未被压倒、被遮蔽。颇为有趣的是，恰恰是在维多利亚时期出现了英国近代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宗教复兴运动。对科学、进步、物质的追求与宗教、传统在新基础上重现活力交相辉映，构成现代文明平衡发展的基础。至于欧洲大陆，庸俗唯物主义从来未能成为主导的哲学。以德国为例，康德以降的哲学充满了对人生精神目标的关怀，对文化价值的珍视，对人有别于动物的需求的强调。

在中国近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也许因为我们的传统文化与道德缺乏韦伯所谓的超越价值，也许因为我们的传统中弥漫着“实践理性”，传统的道德文化在近代科学主义、实证主义与庸俗唯物主义面前几乎不堪一击。对物质的崇拜，对精神、文化的贬抑，以及对真、善、美本身价值的蔑视成为近代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我们每天诵读的教条是，人们首先必须有了衣食住，然后才能从事其他各项工作。物质需求的满足被理解为人生的唯一目标。任何精神的、文化的生活似乎都是微不足道的。人的需求被化约为动物的需求。

    当然，不可否认，任何人都有衣食住的需求，任何哲学、理论都不应该否定人们追求物质满足的要求。但问题是，衣食住是否是人生的唯一目标与追求？人是否有与动物相区别的欲望与要求？这些欲望与要求是否一定与人的衣食住需求相违背？

    即以保护我们民族的古建筑为例。在庸俗唯物主义熏陶下的人们或许会津津有理地争辩道，我们不能以死人压活人，以保护古建筑为理由剥夺人民大众希望改善生活条件的权利。为了改善人民的居住条件、交通条件、或其他条件，必须拆除那些碍事的古迹。

    这种貌似有理的争辩其实经不起推敲。我们国家尽管土地资源贫乏，但毕竟我们还有960平方公里国土。难道偌大的国土就容不下先人留下的一些建筑吗？难道我们一定要在拆毁古代建筑后的废墟上建造现代人的安乐窝吗？

    比这种庸俗唯物主义更可怕的是将民族的记忆符号化约为压迫符号。这恐怕是深藏在几十年来系统摧毁古代遗物后面的心理背景。我们不仅要在今天、未来建立一个反映我们意识形态理想的制度，而且要用这种意识形态理想重新改造历史、改写历史，抹去历史上那些记载被压迫人民屈辱的符号。长城难道不是秦始皇奴役几十万劳工修建的吗？故宫难道不是封建压迫的象征吗？所有豪华的宫殿、气派宏伟的庙宇、高大的楼阁，那一件不是劳动人民受压迫的罪证，那一件不是少数统治分子骄奢淫逸的象征？所有那些所谓高雅的文学、艺术作品那一件是劳动人民创作或为劳动人民服务的？

    当一个民族的注意力不再是自己的成就与辉煌，而是成就与辉煌背后代价时，摧毁自己的历史记忆就不难理解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不是一个民族、一个文明从摇篮到成人的历史，不是一个不断创造的历史，不是一个值得骄傲的历史，而是一部辛酸的压迫史。这样，理所当然，我们必须改写历史，改造历史。

当我们对自己的历史作出前所未有的虚无主义解释之后，当我们摧毁了民族的记忆符号之后，我们就割断了与历史联系的纽带，割断了与前辈对话与交流的渠道。这样，在年青人中就极易滋长出民族虚无主义情感，而很难产生健全的民族自豪感与爱国主义情操。实在，这个国家给他们提供的可以引起记忆的东西太少了，可供他们与几千年历史沟通、对话从而产生认同的符号太少了。当一个人试图从大江南北的城市中挖掘古代的记忆时，他所见到的形形色色的建筑，他所读到的各种各样的文字与数据，似乎都在告诉他，这个民族从猿猴变成人的时间大概只有几十年时间。

二百多年前，柏克曾如此告诫在大革命中展示出强烈民族虚无主义倾向的法国人：“尊敬你们的前人，你们也就学会了尊敬你们自己。你们就不会认定法国人是一个昨天的民族，是一个天生低贱、奴颜卑膝的可怜虫的民族，直到1789年解放为止。”（《法国革命论》，47页）尽管柏克对法国大革命的批评有许多令人无法赞同之处，但他关于传统重要性的观念却值得人们反复回味。至少，这些观念可以适用于传统留给我们的物的符号。用柏克的术语来表述的话，这些物的符号是我们的祖先、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后代共同享有的财富。任何一代人都没有权利摧毁这些不完全属于自己的物品。任何一代人都不应该摧毁他们的后代与祖先沟通的桥梁。

在呵护传统的记忆符号方面，世界上许多民族有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我曾经有幸去欧洲、美国一些城市游览。漫步在巴黎街头，欣赏一座座中世纪留下的建筑，有一种美不胜收的感觉。巴黎人会骄傲地告诉你，巴黎是一个建筑博物馆。巴黎人为了既保护这座博物馆，又能满足衣食住的需求，建造了比旧城大得多的新城，使对现代生活的追求与享受传统的熏陶并行不悖，甚至互相促进。

一些民族为了保护自己的历史记忆所作出的巨大努力令人钦佩、甚至震惊。在参观德国纽伦堡的古堡时，导游介绍了古堡内漂亮的顶棚、绘画如何在战火中得以保存。早在1939年，当德国刚刚进入战争时，纽伦堡古堡的管理人员就开始为这个城市可能遭遇战争破坏而未雨绸缪。他们揭下那些最有价值的顶棚、壁画，连同其他重要文物，把它们储藏在地窖中。1945年，联军对纽伦堡发动了毁灭性的轰炸，百分之九十的建造化为废墟，但这些重要的文物却得以保留。二战之后，在重建城市时恢复了原来的面目。

其实，这不仅是巴黎、纽伦堡的故事，到任何一个欧洲的小镇去旅游，当地的主人都会津津乐道地介绍这个城市的历史，带客人参观中世纪留下的哪怕是一小段断壁残垣。

许多民族不仅致力于保护有形的建筑，而且对所有记载自身历史的文字的、艺术的物品都十分珍视。英国人的收藏癖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们似乎什么都保存，名人或一般人的日记与手稿、出生与死亡的记录、地契、房契、税收凭证等。除了人们所熟知的大英博物馆外，英国还有一个巨大的“公共档案”博物馆，保存了几百年来几乎所有的政府文件、档案。此外，还有一个巨大的私人档案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加上各种各样地方性博物馆，可以让我们找出几百年来几乎任何一个人生活的某些原始记录。莎士比亚故居的导游会准确地告诉游人故居的建造时间，主人的变化等等。即使不是象莎士比亚那样著名的人物，我们也可以通过各种记录找出几百年前他的一些重要的生活轨迹。马克思当年在大英博物馆可以查阅大量的地契，从而写出著名的《资本论》。

所有这些民族似乎对他们自己的历史有一种强烈的自豪感。正是这种自豪感促使它们保留记载自己历史足迹的那些符号，欣赏并向他人展示这些符号。而这些符号反过来又进一步增强了它们的民族与历史自豪感。

当然，一个人的一生并不必然是辉煌的，一生中可能会有许多挫折、不幸。同理，一个民族的历程可能也有许多不幸、灾难。这些不幸与灾难可能激发一个人、一个民族奋发、自强，可能激发它从灾难中汲取教训，走向成熟。

唯其如此，即使是记载一个民族不幸与灾难的符号也应该保留下来，成为民族集体记忆的一部分。有些记录灾难的符号可以激发民族自强。对于一个有记忆、有血性、有耻辱感的民族而言，灾难的记录有时会有一种悲壮的美感。在德国海德堡有一座著名的古堡。古堡在一次外敌入侵中被破坏。海德堡人就把这座半截古堡保留下来，它有一种说不出的美感，这座残废的古堡刺激了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灵感。多少年来，北京的圆明园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符号唤起多少人对历史上屈辱的记忆，激发了多少人为民族自强而努力的情感。圆明园遗址的断壁残垣在夕阳辉映下所展示的是一种悲壮的美。

有些符号所记载的可能是一个群体的无耻与暴行，这样的符号也应该保留。它们可以强迫一个群体自省、自强，所谓知耻而后勇就是这个道理。德国最近修建了一个二战时期大屠杀的纪念馆，纪念大屠杀中死难的犹太人。德国人有勇气建造这样一个纪念馆，说明这个民族敢于直面历史，敢于让历史的罪恶鞭挞自己的灵魂，从而净化自己的灵魂。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民族是一个值得尊敬的民族。与德国人相比，日本的政要们大概不应该热衷于参拜靖国神社，沉湎于历史的谎言，试图抹掉历史的记忆。日本人恐怕应该向德国人学习，建造一座类似大屠杀的纪念馆，让历史的记忆鞭挞自己的灵魂，净化自己的灵魂，并在净化中再生。

我们也有过令人耻辱的罪恶。更令人耻辱的是，我们不仅企图销毁这些罪恶的记忆符号，而且禁止人们回忆，企图消除记忆本身。可能，再过几十年，我们的下一代就会全然忘记我们曾经有过惨绝人寰的文化大革命，正如今天的人们几乎忘记我们民族有几千年而不是几十年的历史一样。